生物安全难度大、“弱毒”出现!非洲猪瘟防控是否会走蓝耳病的老路?

  近期,根据业内多方反映,非洲猪瘟在北方部分地区有所抬头,猪场迫于防疫压力提前清栏售猪。此外,更多养殖企业受到弱化的毒株的困扰,弱化毒株难以早期发现,隐藏在猪群中危害更大。这些新挑战都激发了业内对非洲猪瘟防控的进一步思考。
  
  目前许多业内人士对于未来存在一种担忧,非瘟防控会不会走到蓝耳病的老路上?非洲猪瘟在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蓝耳病?
  
  笔者认为可以从病毒客观特性和行业主观道路选择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主观道路选择。
  
  客观特性:未来非瘟病毒与猪群共生是否会成为现实?
  
  非洲猪瘟的高致病力使得其并不能在猪场里长期循环下去,猪场对感染非瘟病毒的猪必须采取严格的淘汰措施。但假如,有一天病毒和猪群进一步互相适应,导致其在猪场内存在时间更长,环境中带毒量进一步升高,是否会出现当今蓝耳病防控所面临的情况?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2021年2月,《中国兽医学报》刊出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完成的研究论文《1株非洲猪瘟病毒自然变异毒株的鉴定》显示,针对我国ASF疫情放缓以及感染猪出现的低死亡率现象,在ASFV生态学研究中,从主动监测的样品中分离到1株源自湖北某地的ASFV自然变异株。随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步志高团队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在线预发表名为《Emergence and prevalenc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lower virulent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es in domestic pigs in China in 2020》的论文。论文指出,2020年6月~12月间,对中国5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进行了非洲猪瘟病毒监测,并从3660个样本中分离并鉴定出22株非洲猪瘟病毒。其中11株病毒在EP402R基因(编码CD2v蛋白)上有不同形式的变异或缺失。这些变异株至少包括4种CD2v编码失活突变类型,导致病毒粒子失去吸附红细胞表型;相比典型强毒致病力降低,但仍具有明显的残留毒力,较高剂量接种猪可引起亚急性、慢性病程和部分死亡,较低剂量感染则主要引起持续感染和慢性病程,具有很强的水平传播能力。
  
  两篇论文均证实弱化的毒株已经出现,而在民间,甚至有猪场反馈称临床分离到非瘟病毒有30-40%的是“弱毒”株,并对其表示十分担忧。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感染的猪临床症状更隐秘,无法做到早发现,清理更困难。留存下来的所谓“玻璃猪”,生产成绩很差,非常脆弱。又因为潜藏在健康猪群中,使得健康猪群同时受到威胁,一旦受到刺激排毒,拔牙范围更广,带来的损失比强毒更大。如果“弱毒”持续扩散并在猪场长期广泛存在,而“耐受猪”早在2019年便频频出现,未来病毒与猪群继续互相适应,那么非瘟“蓝耳化”的客观条件便成立了。
  
  非瘟病毒和蓝耳病毒存在许多差异,并不是在病毒科学特性上说它变得像蓝耳病,而是做一个流行上的类比。
  
  主观选择:生物安全遇到挫折,净化道路是否坚定无疑?
  
  除了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行业对道路的主观选择。非洲猪瘟要走净化根除的道路,但自从错过了传入初期最佳的扑灭时机,对它的防控已经进入了持久战。
  
  行业的道路选择可以说是经历了转变的。从寻求疫苗、特效药,到现在的做好生物安全措施,力求达成非洲猪瘟的净化和根除,这期间有许多猪场付出了代价。那么这条道路会继续坚持下去吗?会不会出现妥协?
  
  坚持这样的共识,信心很重要。2020年,成功的防控经验,丰厚的利润回报,给予了业内极大的信心。但2020年冬季的一轮洗礼让一些大场也难以幸免,加之弱化毒株的出现,似乎又给这重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生物安全建设是过去的两年养猪行业重金投入的板块,但一些猪场依然未能安然跨越考验,在养殖密度提升、猪只转运变频繁和天气转冷多种不利因素冲击下,防线再一次决堤。从对猪价的预测就能够侧面看出当前非瘟防控形势是否乐观。2020年时行业整体对2021年猪价预期趋于保守,而到了2021年开年,非瘟继续为产能恢复带来困难,行业今年猪价预期值平均提高了1-2元/斤。对产能全面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时间预测推迟了1年。
  
  即便如此,只要生物安全依然是应对非洲猪瘟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只要猪价依然高企,那么生物安全的道路一定会坚持下去。

  但选择生物安全是猪场发自内心认同的,还是没有选择被迫的,就很难说了。假如有一天,出现了可以妥协的方法,或者病毒进一步弱化,环境病毒载量更多,与猪群共生更普遍,那么大家还会一致选择生物安全吗?到那时候即便有人想保持净化也很难独善其身。
  
  即便是正确的道路,也必然是曲折的。事在人为,避免非洲猪瘟变成下一个蓝耳病,现在就掌握在养猪人自己手里。
  
  笔者认为,当前一些猪场防控面临新一轮的困难,主要是因为生物安全的投入并不等于生物安全的有效执行,其关键不在冷冰冰的硬件上,而是要落实到人身上。
  
  一方面,生物安全的措施严格不等于生物安全的理念深入,也不等于对它完全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说它的“道”是简单的,朴素的,而目前执行它的“术”却是复杂的,晦涩的。两年来,许多猪场工作人员疲于应对,企业本身也有意“放松”管理和“削减”投入。随着接触和交流变得广泛,微小的风险累积起来,非瘟病毒遇到漏洞便趁虚而入。
  
  另一方面,许多猪场缺乏“以人为本”的生物安全理念。一些过犹不及的条款和操作,甚至对一些猪场员工的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会极大地损害员工执行生物安全的积极性。兽医不能是“唯”技术,要更多地关注到人性,关注到社会,提供更加科学的、人性化的疫病防控指导。程序不能指挥人,金钱也不能约束人,只有价值认同、观念认同、文化认同能够管理人。而这些都是软性而潜移默化的,需要时间。
  
  恰恰是近两年来疯狂的扩张忽视了时间,因此隐藏了风险。资金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硬件可以在短期内建成,但人和团队却很难的短时间内招募或者培养成型。
  
  为了弥补团队配置上的短板,许多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在硬件上,自动化、智慧化、无人化。但笔者认为,技术依然是为人服务的,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的作用,没有配套的人员,硬件就像一具空壳。
  
  非洲猪瘟防控,生猪复产,企业扩张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千秋之业,更宜慎思之、缓行之、徐图之。
  
  生物安全难做,会不断遭遇挫折,但是随着行业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代代养猪人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好。净化、根除难做,但是即便是蓝耳病,在业内也有坚持做双阴场的星星之火。做时间的朋友,关键时期,一定不能选错道路,不要让非洲猪瘟变成下一个蓝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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